百年欧美同学会的流年碎影

1846年，有三名中国孩子随美国传教士布朗赴美读书，他们就是中国最早的留学生黄胜、黄宽和容闳。后来黄胜因身体原因提前回国，黄宽辗转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读书，容闳留在了美国耶鲁大学——黄宽和容闳由此成为最早留欧和留美的中国人，打开了古老华夏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

几十年后的1913年，一群自欧美归来的学子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海归组织欧美同学会，提出了留学救国、思想救国的新理念。百年时光倏忽而逝，在同学会百年华诞之际，重新梳理当年那些流年碎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欧美同学会成立之初

欧美同学会的成立缘于外交官顾维钧的提议。

清朝末年，在容闳等有识之士的倡导和推动下，清廷遣派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此后政府每年都选派学生出国学习。这些学生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和天津成立了留美、留英、留法比德等同学会。随着“海归”人数的不断上升，留美出身的顾维钧倡议“把各国留学生联合在一起”，“每年聚餐三四次，举行社交集会，回忆学生时的欢乐”。顾的建议得到梁敦彦、周诒春、颜惠庆、王正廷、詹天佑、叶景莘等人的支持和响应。

1913年10月，欧美同学会在北京成立，首任会长梁敦彦，顾维钧被推为总干事。同学会的宗旨是“修学、游艺、敦谊、励行”，为体现中西结合的精神，欧美同学会特将会标设计成一支毛笔和一支鹅毛蘸水笔，毛笔位于前方，笔杆上方有“欧美同学会”五个中文字，笔杆的下方有欧美同学会的英文缩写。同学会会员皆为当时的知识界精英，可谓是群贤毕至星光灿烂，当时的报纸以“皆一时之俊杰”相评论。会员们每月缴纳两块大洋的会费，可获得四张餐票，可以自己使用，也可转赠他人，当时的许多知名人士都曾在欧美同学会聚会、消遣，这在他们的文章、书信和日记中都能找到记录。由于会员大都深受西方文化浸染，自由民主之风甚盛，所有活动参与者一律平等，不分彼此，即使是总理、总长，也“可直呼其名、号（字）”，从未有高官训话之说。据说有一次北洋政府高官曹汝霖想摆官架子，但受到会员们的冷落———这种风气值得今人提倡和借鉴。

成立之初，欧美同学会并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后来会员们集资购买了北京南河沿街老喇嘛庙“普胜寺”作为会址。普生寺原是明朝的皇家禁苑，明英宗在“土木之变”中被蒙古人俘虏，放回后即居于此处，明末毁于战火。清顺治年间，清廷在此旧址建了一座喇嘛庙，作为高僧恼木汗在北京的驻锡地，赐名“普胜寺”。后来因为有个姓石的蒙古人在此做过住持，而当时民间将蒙古人称作“鞑子”，所以老百姓又将此庙叫做“石鞑子庙”，后来就叫成了“石达子庙”。

经过多次改建，昔日的喇嘛庙成了一个现代化的高级俱乐部，据一篇介绍老北京地理风情的文章说：“欧美同学会购得普胜寺后于1918年、1922年、1925年几次重修扩建成现在的规模。扩建后，除设大会议厅外，还有餐厅、图书馆、游艺室、浴室、招待所等服务设施。欧美同学会自成立起就活动频繁，经常举行学术演讲、报告等，古老的普胜寺成为交流科学、传播学术的场所。”

谈及欧美同学会的改建，同学会会员、著名建筑大师贝寿同不可不提。贝寿同是江苏吴县人，早年游学德、日，毕业于柏林工业大学建筑系，是苏南工专建筑系和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的主要创办人，1925年应邀负责欧美同学会的整体建筑设计。贝寿同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建筑师，他设计的欧美同学会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特点，外观上是中国传统四合院形式，但内部构造却是最流行的西方元素，考究、精致，门窗都是国内少见的乳白色，房间内皆有护墙板，院内花木扶疏，属于典型的民初中西合璧建筑风格，与欧美同学会的宗旨、理念不谋而合。著名建筑师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评论说：“至国人留学欧美，归国从事建筑业者，贝寿同实为之先驱，北京大陆银行为其所设计。欧美同学会则就石达子庙重修改造，保留东方建筑之美者也。”

欧美同学会的会议大厅简约、时尚、宽敞、明亮，可容纳一两百人，当时北京知识界经常在此举办各种文化和学术活动，也举行宴会或舞会，很多会员和一些新派人物还在这里举办结婚大典，如梁实秋、周培源、陈西滢、陈铭德等。才女凌叔华与学者陈西滢在欧美同学会举办婚筵时，他们的朋友胡适之以证婚人的身份发表了即席演讲：“中国夫妇只知相敬而不言相爱，外国夫妇只言相爱而不知相敬，陈君与凌女士如能相敬又能相爱，则婚姻目的始得完成。”胡适的这番“中西合璧”的讲话赢得了众人的一片掌声。

两次著名的发声

据顾维钧回忆，欧美同学会成立之初“丝毫没有政治目的”，但同学会会员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界精英，没有政治目的却并不讳言政治，爱国思想十分强烈，经常对国是表达自己的态度，其中最有名的两次发声当属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25年的五卅惨案。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中国政府也派代表参加，五名代表大都是欧美同学会会员，其中首席代表陆征祥还是同学会的会长。但他们提出的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等正当主张却被粗暴拒绝，并被要求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当时的同学会会员大多集中在外交领域，在此危急存亡之秋，欧美同学会首次以民间社团的名义于4月初发布《对时局宣言书》，要求“打破列强在中国之势力范围及利益范围”；5月4日下午，同学会又通过决议致电与会的中国代表，“与中国有不利之条约，切勿签字”。同时通电巴黎和会，声明“凡有损中国主权，中国人民皆视为不合理之举动。今对山东问题愿公平判决，还我所失”。据《北京新报》1919年5月5日报道：

欧美留学生昨日（四日）在欧美同学会开会，到者三百余人。议决四事：一、电巴黎四强国（英法美意）请其主持公道；二、电议和专使于丧失权利之条件拒绝签字；三、五月七日集各校学生往公使馆请求将意见电达各国政府；四、电上海和会请速谋议和签字，以便一致对外。

5月7日下午3时，欧美同学会再次开会讨论巴黎和会问题，会议推选王宠惠、罗文干等12名代表（其中男代表8人，女代表4人），分赴英、美、法、意四国使馆“陈述国人决心”。同学会代表皆留洋出身，熟谙国际法律及规则，他们先肯定和会必将“秉执公理”，然后义正词严地指出了三点意见：

一、现时日本独任委托之职务，应改由五国共设委员会管理之。

二、战时日本所要求之条约，应完全取消。

三、五国委员会在管理期内，于最后解决时应指定一条，即将德国前有之山东权利及日本在山东所有增加权利交还中国。

欧美同学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组织名义反对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社会团体，在五四运动中，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政治主张，其正义之举已得到历史和人民的肯定。

欧美同学会的另一次呐喊是五卅惨案发生后。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英国巡捕枪杀中国学生的“五卅惨案”，6月21日下午3时，“上海欧美同学会‘五卅惨案’后援会”在江苏省教育会召开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上海欧美同学会为“五卅惨案”宣言书》，谴责英捕的暴行，要求立即收回租界司法主权和修改不平等条约。

1949年后的境遇

抗战爆发后，欧美同学会大部分成员都撤离了北平，部分会员在陪都重庆活动。1946年，同学会收回石达子庙会址，重新恢复了活动，此间有大批新会员入会，但随即国共之间发生了内战，在这种形势下会务很难继续展开。

1949年后，欧美同学会在北京重新恢复活动，知名科学家严济慈当选为理事长。这时同学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滞留国外的知识分子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在学会同仁的努力下，一大批海外学子冲破阻挠回到祖国。据说1950年代共有3000多名留学生归国，客观地说，在这方面欧美同学会功不可没。

此间欧美同学会将石达子庙的全部房产都租给全国政协创办的“文化俱乐部”，同学会只保留了一间小小的办公室。据说有一次周恩来路过南河沿路口看见“欧美同学会”的牌子，便停车进去了解情况。当他听说同学会一个月的租金只有200元，连开会都没有场所时非常感慨。临走时他指着墙上挂着的欧美同学会首批会员合影照说：“这里有些人是民国初年的大人物，这是一张珍贵的文物照片，要好好保存。”

关于解放后欧美同学会的情况，章诒和在《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中有一段描述，当时她随张伯驹、潘素夫妇去同学会西餐厅吃饭，文章记录的虽然只是一个侧面，却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情况，她在文中这样说：“我们三个人，继续南行。我忍不住问：‘潘姨，咱们这是去哪儿呀？’‘去欧美同学会（曾改为政协的文化俱乐部），你张伯伯喜欢吃西餐。’……我们刚踏进门，欧美同学会西餐厅的男侍便迎了上来。看来，他们都认得张氏夫妇。在吩咐几句之后，凉菜、汤菜、热菜、面包、黄油、果酱依次端上。这里，也是父亲常带我来的地方。每次在点菜前，父亲要问我和姐姐：‘想吃点什么？’我便举着叉子，高叫：‘冰淇淋！’可眼前的张伯驹，没有问我想吃什么。在小心翼翼中，我吃完属于自己的那份西餐，并恭敬地向他俩道谢。”章诒和记录的这件事大约是在1960年前后，当时的西餐厅应该就是文化俱乐部开办的。

“文革”爆发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欧美同学会彻底停止了活动，直到1980年代初期才恢复，茅以升当选为会长。

其实，欧美同学会的悲欢沧桑，也是我们国家百年历史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