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郭沫若、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由红旗杂志社出版，该书汇集了通过采风收集的各地群众在“大跃进”中创作的三百首民歌。由于中央报刊的大力推荐，这本书一时风行全国，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政治形势需要。现在我们反观这些群众文艺作品，也许能够体验到那个时代所提倡的社会理念，引发今人的反思。

在这本书中备受推崇的一首民歌名为“我来了”，全文不长，照录如下：“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全国轰轰烈烈的水利化运动。当年中央掌管宣传工作，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撰文对这首诗大加赞扬，他在引用了这首诗后写道：“工农群众一经挣脱了阶级剥削的锁链，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获得解放，他们就敢于起来摔掉压在他们头脑上的一切旧东西，抬起头来蔑视一切因袭势力，不再迷信鬼神，相信自己有力量克服任何困难，他们不再在盲目的自然力面前屈居奴隶的地位，而要作自然界的主人，向自然发号施令了。”由于高层的充分肯定，这首诗在诸多主流报刊上广为转载，1961年后还被选入全国小学通用教材。我们从这样一个不大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在经济建设极左路线指导下，当时“主旋律”倡导的理念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改造大自然，战胜大自然。那时，全国各地铺天盖地的口号都是：“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战天斗地，改造山河”；“愚公移山”和“人定胜天”。

众所周知，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到严重挫折，造成了重大损失，在水利建设方面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当时号召群众大办水利，千军万马齐上阵，“小土群”遍地开花。诸多中小型水利工程“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盲目追求进度，忽视工程质量，不按照科学规律办事，致使数以万计的水库出现安全隐患成为病险水库，虽经多年修补加固，至今不少工程还是各地水利部门的沉重包袱。另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1958年全国投入劳动力达9000万人，小高炉、土高炉遍布工厂、公社、机关、学校。炼钢用的焦炭缺乏，就用普通煤炭，煤炭不够，就砍伐树木烧成木炭代替。四川省境内长江上游林区被毁森林达几十万亩，河南省大别山区的一些县林木被砍伐殆尽。大规模毁林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造成严重生态问题。

在“大跃进”时代掀起了围湖造田的高潮，“向湖泊要粮”成了革命的口号。对长江中游湖泊进行的大规模围垦，导致湖泊面积急剧萎缩。据《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 2011》统计，大通水文站以上长江中游地区的湖泊面积由上世纪50年代初的17198km²减少到现在不足6600 km²。其中洞庭湖从4350 km² 缩小到2625 km² ，鄱阳湖从5200 km² 缩小到2933 km² 。有2/3以上湖泊因围垦而消失，湖泊总容量减少500×10⁸m³，相当于淮河多年平均径流量的1.1倍。这不仅直接导致湖泊洪水调蓄功能下降，江湖洪水位升高，更使湖泊生态系统功能严重退化。长江中下游湿地是众多鸟类、鱼类和湿生植物的重要栖息地。在“大跃进”时代，为防洪和围垦的需要，建设了大量闸坝和围堤造成江湖阻隔。长江中下游洄游性和半洄游性鱼类失去产卵繁殖的条件，水生植物底栖动物的种类大幅度减少，一些珍稀濒危物种趋于消失。

“大跃进”时代发生在黄河的事情更加令人震惊。1954年10月，新组建的水利部黄河规划委员会完成《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这个报告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完成，编写报告仅用了8个月。报告选定三门峡水利枢纽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重点工程。其后，又委托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进行设计。1955年7月18日，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邓子恢副总理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全国人大正式提出《关于根治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他的讲话充满了豪言壮语：“只要6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圣人出，黄河清’，此乃千古之梦想，今天就要实现了！”深受报告鼓舞的人大代表一致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要求国务院迅速成立三门峡水库水电站建筑工程机构，保证工程及时施工。1958年12月在“大跃进”高潮中，三门峡工程实现了黄河截流，1960年9月水库蓄水拦沙，中央报刊纷纷欢呼驯服黄河的伟大壮举。不幸的是，仅过了一年半，1963年3月库区淤积沙量15亿吨，泥沙不仅淤积在三门峡至潼关的峡谷，而且潼关以上的渭河和北洛河的入黄口门也淤积了拦门沙，渭河潼关河床高程抬高4.5m，使渭河宣泄不畅，诱发了洪水风险，严重危机直指西安，震惊全国。自此以后的几十年，三门峡工程费尽周折，经历了两次工程改建，采取降低蓄水高程，改变电站运行方式等措施勉强维持，至今这项工程的存留仍然备受争议。现在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造成三门峡工程重大失误的根本原因是：在“大跃进”极左思想影响下，在既缺乏黄河泥沙基本规律的科学理论，也缺乏多沙河流水利枢纽设计经验的不利条件下，违背黄河自然演变和泥沙输移规律，仓促决策上马，最终酿成大祸。正如马克思引用比.特雷莫的那句名言所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

上世纪80年代，我国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工业和城镇对于淡水的需求猛增，导致从江河湖库超量取水或严重超采地下水。在1999年黄河实行水量统一调度前的1972~1996年的25年间，有19年黄河出现断流，1995年，断流河长达683km，占黄河下游河道长度的80%以上，滔滔黄河竟然演变成季节性河流。黄河断流不但直接影响下游的工农业生产和生活供水，也导致黄河三角洲湿地严重退化，生物多样性明显下降。在向大自然实行掠夺式索取以后，人们本应怀着感恩的心情善待江河。恰恰相反，作为回报，人们却把每年产生大量工业污染物倾倒在江河湖泊之中，导致全国河湖水质急剧下降，水体污染突发事件频发。凡此种种对待大自然的行为，岂非以怨报德？

在水电开发方面，本世纪初在西南地区“跑马圈水”的水电无序开发导致的生态危机，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此外，由地方建设的众多引水式水电站，河水被引进隧洞或压力管道，造成取水口以下数十公里河道干涸脱流，鱼类和水生生物损失殆尽。例如岷江干流和支流杂谷脑河和黑水河已建三十余座引水式电站，造成300多公里河道季节性断流干涸，导致水生态系统严重退化，一些鱼类如虎嘉鱼和重口裂腹鱼等绝迹。在防洪减灾、江河治理工程中，把自然河流渠道化，蜿蜒河流被裁弯取直，在岸坡上覆盖混凝土衬砌，把深潭-浅滩交错，急流-缓流相间的丰富多样的河流栖息地，硬是改造成单调的人工渠道。另外，在市场暴利驱动下，大规模无序采砂生产使千百年形成的河流栖息地结构遭到严重破坏。

综上所述，60多年来对于水生态系统的种种大规模破坏，究其原因，教训集中在一点上，就是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江河的关系。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这是对六十多年来我国建设和发展的科学总结。从“战胜自然”到“尊重自然”，从“改造自然”到“顺应自然”，从“开发自然”到“保护自然”，说明我党指导思想有了质的飞跃。为了这短短的一句话，我们国家曾经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交了高昂的学费。

十八大报告倡导的生态文明理念，是指导我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战略思想。十八大报告还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理所当然，也应融入水资源管理和保护及水利工程建设的全过程。

尊重自然就是善待江河。经过千百年形成的自然河流生态系统，其结构、功能和过程都遵循着一定的自然规律，要承认自然河流有其天然的合理性。我们要尊重河流的自然水文情势、自然地貌形态和水体物理化学特征，尊重自然形成的生物群落结构和土著物种，尊重自然河流的演变规律。我们不能把主观愿望强加在河湖头上，更不能按照主观意志轻易改造河流。处理好工程建设中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在尊重和保护自然河流的大前提下，谋求经济社会利益最大化。对于已建工程，探索兼顾生态保护的水库调度措施和生态补水措施，在技术上实施生态补偿。

为什么要顺应自然？理由很简单，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人类是渺小的。试图与自然力正面抗衡，其结果往往以失败告终。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异常气候频发，合理的路线是采用适应性管理策略。面对特大洪水，如果采取“严防死守”，正面对抗洪水，无疑加大了洪水风险。需要转变防洪减灾策略，从洪水控制转变为风险管理，给洪水以更大的空间，通过预报预警，降低和规避风险，从而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从全国的水资源配置格局看，人口密集的大型城市和城市群格局要适应水资源分布不均的自然格局，以水定规模，以水定发展。人要随水走，而不能强求水随人走。

在保护自然方面，当前的重点是水污染防治，源头治理，达标排放和总量控制。笔者常说：“先治污，后生态”，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只有水体达标，才有可能进入生态修复的阶段。当然，在条件具备的地区，可以开展河湖生态修复工作。河湖生态修复的目标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人类大规模活动前自然河流的水文、地貌、物理化学和生物特征，而不是“重新打造河流”，建立一个新的河流生态系统。河湖生态修复的关键就是河湖自然化。河流生态修复工程需要科学规划，合理设计，科学确定生态修复的目标、原则、总体布局和技术方法。不能把河流生态修复工程搞成按照长官意志建设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现在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就是把“生态”当作包装，生态修复成为一句口号，成为“包装生态”，“口号生态”，以保护生态为名，行破坏生态之实，使河流进一步渠道化、园林化、商业化和人工化。目前，当务之急是制定河湖生态修复规划设计技术规范，建立重要江河湖泊生态监测系统，开展河湖健康评估。

行文至此，年轻的读者会发问，五十多年前“大跃进”时代太不可思议了，人们怎么会做出那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呢？作为一名水利战线的老兵，笔者倒要反问：再过五十年，那时的年轻人可能还会感到困惑，为什么五十年前大搞中小河流治理，却把一些自然河流弄成了渠道？为什么有的河流的河漫滩变成了高尔夫球场，盖起了成片高级别墅？最后再讲一件真实见闻，笔者曾遇到过一位地方水利部门主管，他对限采地下水政策非常抵触，认为缺水地区大力开发地下水应该理直气壮。我望着他充满自信的神情，不禁想起《红旗歌谣》的另一首民歌，这首民歌以戏谑的口吻写道：“铁镢头，二斤半，/一挖挖到水晶殿，/龙王见了直打颤，/就作揖，就许愿，/缴水缴水我照办。”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那些沉痛的故事或许已经湮没在历史尘埃中，但是我们曾经交纳的一笔笔高昂学费不应该付之东流。

(《水与中国》2013年第4期)